社会治理精细化，龙岗何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作为深圳重要的产业大区，龙岗经过建区20多年的长足发展，经济社会建设已取得跨越式发展。这里面积近400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且大部分为外来人口。在继续保持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同时，如何实现共建共享？如何做好社会治理工作？这是摆在龙岗主政者面前的一道时代新命题。

今年1月，龙岗区委全会提出“三个对标”计划，即创新发展对标美国硅谷、城市发展对标新加坡、社会治理对标上海。龙岗社会治理该如何对标上海？上海等地的社会治理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不久前，龙岗组织由区社工委、民政局、社区基层办、各街道分管负责人等15人组成的社会治理考察团，分赴四川成都、上海、江苏南通开展社会治理考察活动。“考察时间虽短，但感触很深，颇有启发。”一名参与考察的工作人员说。

南方日报记者 陶清清 通讯员 高鹏

重构新型社区治理单元

“对照成都、上海、南通三地先进经验，考察组在惊叹之余也备感压力。”一名考察人员在考察报告中如是感慨。

事实上，近年龙岗社会治理取得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如街道、社区设置划分不合理，且二者职能定位不清，权责模糊；社区其他主体运营各自为战，社区服务质量水平不高等。如何推动龙岗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龙岗川沪苏考察团提出了四大启示。

第一是要做足顶层设计。龙岗社会治理考察报告认为，成都、上海、南通三地的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均由党委一把手牵头，花了较长时间做顶层设计，从市级层面到区、街、社区层面，层层运作机制均有环环相扣的方案。“必须将顶层设计的功夫做足，自上而下全面铺开，避免试点改革孤掌难鸣和部门改革断章碎片。”

第二是重构新型居民小组。在考察中，龙岗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发现，成都、上海、南通等城市都细化了社区治理单元，取得了明显效果。如成都青羊区以院落为单位，科学设置居民小组；上海杨浦区则建立“睦邻家园居民自治理事会”。“应该借鉴成都、上海、南通细化单元进行社区治理的经验，根据我区实际，强化社区人才队伍保障，提升治理能力。”龙岗考察团建议，还应按照“血缘、地缘、业缘”的三缘关系原则，重新构建新型居民小组。

第三是注重邻里，激发居民共治热情。在考察中，上海和江苏围绕“睦邻”做文章，不断理顺基层治理架构，开创了基层综治和平安建设新格局，值得龙岗借鉴。如崇川区构建以邻里（邻里和谐促进会）为单元的服务群众模式，以邻里和谐促进会为主体，建立以居民、社会组织、辖区单位为主体，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共同参与的共管、专业、志愿等三组服务力量，选优配强信息、保安等九类服务人员沉到邻里，形成“一心一会三组力量九大人员”的服务架构。

引导公职人员下沉社区

第四是引导公职人员下沉。一个颇受诟病的情况是，目前龙岗区沉在社区的工作人员身份众多，同工不同酬和持续多年增人不增薪问题，严重影响基层工作实效。

近一两年，龙岗对社区人才队伍建设进行改革，提出“减员、整合、增薪、提效”的思路，但如何进一步创新基层人才队伍保障机制？上海闵行区提供了好做法。

据悉，上海闵行区拿出了约200个公务员和事业编制沉到社区，引导公职人员下沉。对此，考察团一行认为，龙岗区可借鉴这一理念，建章立制，规定凡区、街两级新入职公职人员必先到社区实习服务一年，让公职人员从社区最基层做起。

考察团还建议，统一社区工作者身份，对社区党、居、站三个团队成员统一称为社区工作者，参照公职人员建立五档12级工资制度，争取2—3年达到普通工作人员向社会平均工资看齐，一般管理干部向事业编制人员看齐，并建立逐年滚动机制。同时，推动社区网格员社工化，出台激励机制，引导社区网格员全部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针对当前街道机构人员和工作事项复杂的问题，龙岗考察团建议化繁为简实现扁平化，借鉴上海自上而下改革思路，对街道内设机构按“6+2”模式设置。

“比如杨浦区根据市委相关要求，统一设置6个办公室，自选设置2个办公室为社区人才办公室、社区文化办公室，不仅如此，包括人事考核权、征得同意权、规划参与权、综合管理权和建议权等‘五大权力’将实行充分下放。”龙岗社会治理考察报告建议，驻街单位推行双管双用，主要负责人由主管部门党委提名、街道党委考察，以提高街道对驻街机构的摇头权和调度权，全面理顺条块分割和相互推诿矛盾。

考察记

1.成都

青羊区：开展院落治理改革

据了解，成都青羊区针对过去以街区划分设置居民小组，存在利益关联度低、参与度不高、活力不强的问题，开展院落治理改革。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他们有四项举措，包括改革居民小组设置、实施群众主体工作法、实施院落“提档升级”、成立社区公益银行。

青羊区在尊重民意、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以院落生活共同体为单位设置小组，建立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居民小组。居民小组设置数由1131个增加到1942个，实现院落治理全覆盖。同时，他们大力培育院落领袖，通过“一户一票”推选居民小组成员，自主议定院落治理公约。

此外，按照“先自治，后整治”原则，改变原来由政府大包大揽，转变为现在由院落居民小组提出整治要求和整治方案。最后是成立社区公益银行，他们以冠名方式成功引入了“同骥社区基金”“同心基金”等七家社区基金。

2.上海

杨浦区：社区睦邻中心+楼组自治

上海杨浦区社会治理创新有两大经验，分别是社区睦邻中心和楼组自治。

据了解，杨浦区社区睦邻中心定位为“居民家门口的会所”，是以社区全人群为服务对象的社区服务综合体、居民互动交流的公共空间、居民议事和开展民主自治的平台，也是社团、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阵地。

社区睦邻中心有三大特点，首先是建立多功能社区服务综合体，把党建服务分中心、志愿服务分中心、家庭计划指导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点、社区事务办理延伸服务点、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老年人助餐服务点、老年活动室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纳入“社区睦邻中心”，就近为居民提供“一站式”社区服务，各职能部门不在社区单独建立上述功能单一的服务中心或服务点。

其次是标准设置“1510睦邻服务圈”，按照5—6个居委会设置一个睦邻中心的标准，达到每步行15分钟设一个中心，每个中心拥有不少于10个基本服务项目，并建立“睦邻家园居民自治理事会”。

值得关注的是，杨浦区把楼组自治作为撬动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支点，他们深化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社区管理模式，把触角延伸到“五级平台——楼组”“六级触点——家庭”，拓展了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路径，形成守望相助的新型邻里关系。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构建阶梯式社区自治阵地

据介绍，上海静安区曹家渡街道在推行社区自治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小项目，让社区治理“开花结果”。

他们以“建设睦邻家园，打造熟人社区”为主线，打造“睦邻之家”自治品牌，建立完善“一会五委”社区自治工作模式，形成以党总支为核心，居委会为主导，居民、驻区单位、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社会力量等五元融合发展的“1+1+5”居民区治理架构。其中“一会”即居民区自治联席会，“五委”即居委会下属五大工作委员会，包括综治与调解、社会保障、人口计生与公共卫生、环境与物业、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作委员会。他们推动居民议事从“情感诉讼会”到“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高效议事。

他们还创新探索“睦邻微公益”项目和“社区睦邻点”项目。通过“睦邻微公益”项目，将社区内原来只是在小范围内、为自己服务的群众自治团队，引导到更大的“舞台”上，成为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团队。

“社区睦邻点”则是继一代品牌“睦邻之家”、二代品牌“睦邻小广场”之后，曹家渡街道睦邻自治品牌再升级，形成了“睦邻点—睦邻之家—睦邻小广场”阶梯式社区自治阵地。

3.南通

崇川区：“邻里和促会”全覆盖

近年来，江苏南通崇川区探索构建了以邻里和促会（邻里和谐促进会）为单元的服务群众模式，形成“邻里有形覆盖、服务有效落实”的良好局面。

他们首先以社区为单位，按照“地域相近、楼栋相连、资源相通”原则，以0.1—0.6平方公里、150—300户的规模设置邻里，缩小服务单元。邻里设置一般以路、河、标志性建筑等为界，包括机关、企业、学校、商店、居民户等，各邻里之间有机衔接，做到全覆盖。

其次合理设置邻里服务、信息、自治三项基本职能，并建强服务队伍，按照“一个邻里至少一名社工”的标准，面向社会公开选拔180多名社工充实到社区。

值得一提的是，崇川区还创新社区“一委一居一站一办”模式，一委即党委，一居即居委会，一站即管理服务站，一办即综合治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