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思想家怎样看难民危机？

作者：李裕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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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正冲击着本身就处于危急中的欧洲。布达佩斯火车站拥挤的难民，朝向欧洲步行行进的难民队伍，以及地中海上一艘艘偷渡船，一系列的图像和声音裹挟和逼迫着欧洲人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欧洲能在这一场危机中幸存下来吗？移民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近日，欧洲知识分子纷纷发声，谈论他们眼中的移民危机和欧洲出路。

吉登斯：局面危急，英国与欧洲关系恐进一步恶化

近日，就欧洲移民危机问题，意大利《共和报》专访了知名社会学家、伦敦政经学院（LSE）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教授，吉登斯是与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人齐名的社会学理论家，他同时也是英国上院成员，他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政策影响了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在吉登斯看来，移民危机是当前对欧盟极其严峻的挑战，“移民问题可能撕裂欧盟的南部和北部、东部和西部，理论上甚至可以威胁乃至摧毁欧盟”。他认为，要解决移民问题的关键在于稳定叙利亚局势，而欧盟现在面临的却是移民危机、欧元危机、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的集合体，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问题的严重程度进一步加剧。这些危机几乎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他特别谈到，要想解决移民危机、稳定叙利亚局势，必须与在叙有着深远影响的俄罗斯进行合作，而持续恶化的乌克兰问题却使得普京与欧洲的合作希望渺茫。

同时，这位亲身涉入英国当代政治的学者也注意到，移民危机当前，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恐将进一步恶化。一项最近的民调显示，移民问题恐已成为英国人在17年即将举行的“脱欧公投”中对欧盟说“不”的首要因素，在吉登斯看来，这完全是非理性的恐惧，对英国来说，移民应当是正资产，但他同时也承认，这种非理性恐慌确实有可能进一步扩展英国民众与欧洲的心理距离，并最终导致英国脱欧。同时，如果卡梅伦政府近期拒绝配合欧盟将要部署的旨在解决移民危机的全球行动，在“脱欧”问题的谈判桌上，欧洲恐将表现得更为强硬，谈判的前景将更为悲观。

不过，在吉登斯的眼中，移民问题本身其实还未没有这么严重，它是在媒体数周以来不间断轰炸和政客鼓噪下才显得如此悲观的，“假设五年内平均每年有60万移民进入欧洲，这差不多只占欧洲人口的0.6%”。而当前，欧洲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歇斯底里中，这实际是没有必要的。

当记者问及他将如何解决移民问题时，吉登斯回答说，能够解决问题的将是“一项多边战略，就像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容克所描述的那样，这可以很好地缓解像意大利这样的处于移民冲击第一线的国家的压力”，不过他也不免嘲讽得了“空谈综合症”的欧盟机构，后者“喜欢做出雄心大略、通常难以实现的规划：看看谈了25年的欧洲能源计划吧。许多欧洲国家把自身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这使得制度难以运行”。

吉登斯认为，这次的移民危机实际上还有不少积极的方面。在欧洲，从公共领域、私人组织，甚至到一些公共机构，都涌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慷慨与人类团结的精神”，而德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安吉拉·默克尔展现的积极态度也令人赞赏。

在他看来，默克尔不仅展现了慷慨大度，也充分展现了聪明智慧，他认为，“观察德国政府时千万不可以漏了这一点”，即“（德国）正在遭受人口衰退，而移民中的大多数还很年轻”。

在谈及这次移民群体时，近年来关注数字革命的吉登斯特意指出，除了其平均年龄异乎寻常的年轻之外，还有“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受过教育、在信息技术上可称专家：就像《纽约时报》提到的，有着智能手机的移民者一方面可以和在家乡的亲友保持联系，同时还可以时刻关注国际公共舆论的反应，并了解到这些个体或集体的反应将如何影响他们。他们和乘着船从利比亚离开的难民，或是和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中从巴尔干半岛出逃的难民都有所不同。他们是新的数字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他们定义为全球移民的先锋部队，在不久的将来，全球移民将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舞台上逐渐展露出来”。

哈贝马斯：难民危机之后，是整个欧洲政治的危机

现年86岁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当代代表人尤尔根·哈贝马斯近日也就这移民危机发表看法，在给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中，他坦诚，“价值”的老生常谈恶化了政治避难问题。政治避难在成为一项（道德价值的）应当之前，首先是一项无可争议的基本权利，它必须“在整体上被人们尊重”。论及今日德国社会的反应，他很欢迎人们对移民问题的心态的改变，据他回忆，在1990年的（当时约有90万难民进入德国，多数来自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或土耳其），气氛远较目前紧张。

哈贝马斯还观察到，对于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许多称得上正当的主张，欧盟内部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掣肘和阻碍。要顺利解决眼前的问题，在他看来，必须加强法国和德国的领导权，终结各国和各机构各自为战的局面。

不过，他并非对法德政府毫无怨言。在他看来，欧洲的理想正被无能的政客和市场力量摧毁，而要真正地、长远地维持欧洲的理想，必须放弃精英模式、克服技术官僚政治。在难民危机之后，是整个欧洲政治的危机。在巴黎歌德学院的一场谈话中，哈贝马斯说到：“我现在是以公民的身份在这里讲话。相信我，我此刻更情愿回家坐到书桌后面去。但是这个问题太过重要了。每个人都必须理解我们面临着做出关键的决定的局面。这是我为什么牵扯进这场争论里的理由。在精英模式下，欧洲的计划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

以日前的希腊债务违约事件为例，欧盟在摆布希腊的债务条约时侵犯到了希腊主权，而这“简直是无法接受的”。哈贝马斯大力抨击当前的政客，抱怨说他们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品质，除了再次当选外别无他求，是一群抛弃了欧洲理想的犬儒主义者。

哈贝马斯出版过一本谈论欧洲事务的小册子《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在其中，他争辩到，在市场的压力下，民主的实质发生了转变。结果就是，人们和投票者失去了政治权力，它转移到了自身民主合法性较为可疑的机构，像欧洲理事会身上。人们也许可以加上欧洲央行。哈贝马斯主张，技术官僚窃取了权力。在希腊债务危机上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一点，在归还紧急援助时，希腊不得不屈从于三驾马车的意志，它的立法机构仅仅成为了前者命令的橡皮图章。哈贝马斯争论说，2011年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达成的协议，授予了欧洲理事会以创造他所谓“后民主制”的政治霸权。在他看来，欧洲议会影响甚微。哈贝马斯看到的是一个被市场驱策的欧洲，欧盟的技术官僚在意大利与希腊的政府组成上发挥着巨大影响。

一些批评家认为，哈贝马斯似乎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最基本的方面。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即对官僚政治等一系列现象背后的资本分析和批判，哈贝马斯长久以来对理性、对公共领域中自愿对话的力量抱有信仰，这使他的声音犹如旷野呼声。他既不试图成为一名超然物外的观察家，也不试图成为一个齐泽克这样的表演型的哲学家。他相信人们随即就能按照一种民主框架来讨论政治事务、并据之行事，而这可以改善一切。对于这一理想没能实现，他感到非常气愤，他的理想使他感到必须站出来和其他人一起讨论——在他的观念里，这是能最终改变现状的办法。

齐泽克：共产主义才能救欧洲

明星哲学家齐泽克日前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题为《挪威不存在》的评论。在这里面，他一方面抨击上升中的右派民粹主义，同时也严厉地批评左派自由主义者，他用“伪善”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后者“呼吁开放边界”，“他们知道将立即触发民粹主义反抗”。

在他看来，移民问题和叙利亚危机只是一些更全局性问题的症状，如果我们抛弃全球资本在战乱地区背后的激烈竞争、西方国家在中东、北非持续的干预、乃至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观察，就无法把握现实，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

因而，齐泽克开出的药方也并不出人意料，他认为，要彻底解决包括难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必须重启“共产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尝试：难民重新点燃了欧洲的乌托邦理想。在更具可行性的方面，他建议欧洲对难民保持尊重，制定公平公正的管理规程，同时，难民必须尊重欧洲的法律和社会规范，服从欧洲对他们的管制和居住地分配，并且不能够把原本自己国家或被容许的侵犯人的权利与自由的习惯带进欧洲。欧洲也需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新式经济与军事干预措施，来稳定叙利亚局势。

正如吉登斯指出，在不久的未来，今年出现的新型移民不仅将出现在欧洲，甚至也会走上世界舞台，齐泽克也拓展了他对叙利亚难民的观察。在他看来，不仅由于叙利亚问题的背后机制来自于“由我们大家所共享的问题”，也在于日后这种难民形式将不可避免地继续涌现出来。

除了军事冲突，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乃至经济问题，都可能制造出大批的新型难民，他提醒读者，想想如果当日福岛核泄漏事件未能得到妥善处置，日本将需要紧急疏散超过两千万人口吧！层出不穷的事件和各类隐患已经证明了当前国家制度和国际体系有着巨大缺陷，在他看来，“国家主权性将必须激进地被重新定义，并且全球合作与决策的新方法将必须被设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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