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背景统计及趋势研究

1969—2015年47届76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籍背景、年龄层次以及研究领域各有不同，但纵观可以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学术专业以经济学和数学为主，同时学术流派和师生渊源较深，学术机构多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要想不断提升，培养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不但需要积极培养青年经济学人才，努力推进经济学研究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还需要科学调整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促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在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当时的行长艾斯伯林克倡议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这一倡议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批准，该奖项被后人习惯地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促进了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迄今为止，中国尚无一人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高等教育规模以及庞大的经济学研究队伍极不匹配。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流派或者不同机构，研究领域也有所差别，但是若能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经历进行梳理，研究其学术特征，分析获奖者的学术趋势，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通过对1969—2015年47届76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国籍、获奖年龄、取得博士学位时间、代表作出版时间、获正教授职称年龄、专业背景、师生渊源、思想流派、任职机构以及研究领域等相关信息的分析，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具有共性的一般特征，填补国内对此领域研究的不足，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成功范式，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研究人才的培养、研究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实现中国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零突破。

自1969年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15年，共颁发47届，有76位经济学家获此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背景材料详见表1。

从获奖者国籍看，有美国51人，占比68.0%；英国7人，占比9.3%；法国和挪威各3人，占比4.0%；瑞典和加拿大各2人，占比2.7%；荷兰、苏联、圣卢西亚、德国和印度各1人，占比1.3%。另外，具有双重国籍的3人，分别是奥曼（以色列、美国）、皮萨里德斯（英国、塞浦路斯）和安格斯·迪顿（美国、英国）。从历届得奖人数看，既有1人独享的，也有2人或3人共享的。其中，1人独享24届、2人共享17届、3人共享6届。

从获奖时间看，2人共享多集中在1969—1979年、1993—2012年两个时间段，3人共享集中在1990—2013年之间。

从获奖者年龄看，获奖时年龄一般较大。51～60岁13人，占比17.1%；61～75岁51人，占比67.1%；76～80岁7人，占比9.2%；81岁以上5人，占比6.6%。

从研究领域看，涉及领域比较广泛，包含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各学科门类。研究领域中，宏观经济学11人、计量经济学7人、信息经济学7人、博弈论7人、金融经济学6人、国际经济学4人、微观经济学5人、一般均衡理论4人、劳动经济学3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趋势

对7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背景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获奖者呈现出一些具有共性的学术趋势。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学术年龄呈年轻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年龄呈年轻化，这从博士学位获取时间、代表作出版时间和正高职称获取时间都有体现。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力，能在科学研究和专门技术等方面进行创造性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博士学位的授予是培养单位对一个人科研能力的认可。而代表作的公开出版无疑是社会对研究成果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一种承认。研究人员正高职称的获取，则是同行或职称评聘机构对研究人员学术综合能力的一种评估。在76位得主中，在20～30岁之间获博士学位的有61人，31～35岁之间的有10人，36岁以上的有4人，1人不具有博士学位。代表作出版时，年龄在40岁以下的有48人，41～50岁之间的有17人，51岁以上的有8人，3人代表作出版时间不详。获正高职称时，年龄在21～35岁之间的有41人，36～40岁之间的有14人，41岁以上的有8人。学术年龄年轻化，一方面表明其具有特殊的学术天赋，另一方面说明其在年轻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学术兴趣，而这正是诺奖得主所必备的特质。

（二）学术专业以经济学和数学为主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成果来看，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把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其他获得重大进展的边缘学科；二是以一般均衡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为核心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前者要求经济学研究人员必须在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有很深造诣；后者则要求经济学研究人员必须具备数学知识和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可见，具有经济学和数学学科背景，对多数获奖者而言必不可少。在76位得主中，绝大多数都具有经济学或数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为经济学的42人、数学的8人、哲学的8人、理学的3人、政治学的2人，获物理、数理经济学、科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和运筹学的各1人。另外，双博士双学位的有5人，分别是阿罗（数学、哲学）、哈耶克（政治、法律）、海萨尼（哲学、经济）、维克里（哲学、人文）和默顿（社会、经济）。

（三）学术流派与师生渊源较深

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虽离不开个体的独立思考和艰辛探索，但经济学人之间的思想碰撞、学术探讨和互相启发也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师徒传承、经济学思想流派的学术讨论会等都将对创造性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在76位得主中，有46位具有经济学思想流派背景。在经济学各思想流派中，凯恩斯主义学派16人、芝加哥学派14人、新古典学派9人、新制度经济学4人、斯德哥尔摩2人。另外，有5人属于2个经济学思想流派。有2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博士生导师或老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73年得主列昂惕夫和1974年得主哈耶克各有3位学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得主萨缪尔森、1971年得主库兹涅茨、1976年得主弗里德曼和1990年得主米勒各有2位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有1位学生或博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有11位，分别是丁伯根、阿罗、哈维默、斯蒂格勒、莫迪利安尼、赫维克兹、普雷斯科特、托宾、科斯、西蒙和马斯金。

（四）学术机构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是开拓性研究的重要基地，是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公布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名的高校名单，排名前20位的大学被称为“世界顶尖大学”（world topuniversities）。在76位诺奖得主的任职机构中，有2人次以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校有8所在上海交通大学公布的排名中排在前10名。这些高校多数在美国，主要包括：芝加哥大学（11人）、加州大学（8人）、哈佛大学（5人）、普林斯顿大学（6人）、麻省理工学院（5人）、哥伦比亚大学（4人）、耶鲁大学（3人）、斯坦福大学（3人）、卡内基梅隆大学（2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人）、纽约大学（2人）。美国以外，有2人次以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校有英国剑桥大学（4人）和挪威奥斯陆大学（2人）。这表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科研人员营造了一个极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从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并非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正如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解决经济问题，其主要功能则是解释经济现象。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背景及其学术特征，给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启示。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要想不断提升，培养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不但需要积极培养青年经济学人才，努力推进经济学研究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还需要科学调整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促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一）积极培养具有学术独立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青年经济学人才

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授予“以科学研究发展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理论，以及提高经济分析有积极贡献的人士”。诺奖得主的学术背景表明，其学术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并且所提出的理论要经过实践检验被证实，才有可能获奖。因此，加强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积极培养一批有潜力、有兴趣、善思考、肯钻研的青年经济学人才，培养和挖掘新一代青年经济学家具有重要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成员约翰·哈斯勒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确保研究人员是独立的，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主题上做自由的研究；二是要鼓励年轻学者去挑战既定的真理，不唯上、不唯书；三是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用研究的国际学术关注度评价其研究。因此，政府应对那些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青年学者，制定出相应的制度措施和激励政策鼓励青年学者到国外著名高校交流、访学、进修，鼓励其与国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和著名经济学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合作和研讨，进而拓展青年学者国际研究视野，促进其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培养后继人才。

（二）努力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但强调研究的科学性、独创性和实践性，更强调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带来的影响。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门致用之学，决定了其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正是经济学研究创新源泉。在研究中，既要坚持“小题大做”，把小问题研究做深、做透，也要避免过分追求技术化，忽略理论、轻视思想，推动经济学的研究创新，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同时，经济学研究创新离不开数学工具的使用，要注意恰当运用计量工具和数理方法推动经济学研究创新。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院士周光召在为《21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一书所写的序言“在这里眺望21世纪的科学”中写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将进一步结合并定量化，而科学理论将高度数学化”。“数学科学因自身发展和广泛地向其他领域渗透，将不断深入并一直成为整个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带动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促成具有独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科研成果的出现。

（三）科学调整不合理的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经济学研究仍然处于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阶段。经济学“中国范式”的开拓和创新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中国本土经济学研究迫切需要创造一种学术持久常规发展的研究生态，因此，中国必须科学调整学术成果评价体系，而不能继续保持重量化、轻质量的做法。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代表作的评价不是依据其代表作的数量，而是依据其代表作对现实经济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学术评价体系是非常科学的。若抛弃成果质量，仅把成果数量奉为圭臬是非常不科学的，过于强调量化评价导致学术评价体系信任危机。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要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学成果评价体系迟早会走出“数量拜物教”时代。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摒弃重量化、轻质量的学术评价方法，树立对学术成果内在价值的评判标准，更加重视长期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评价。

（四）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坚持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改革路径基本遵循的是市场化框架，同时又保留了较大比例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国有经济成分，因此，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垄断问题要比西方更加复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结合在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原则下，恰当、准确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二是中国拥有一批经营性、竞争性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如金融、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身份不仅可以对这些企业征税，而且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人，还可以分配这些企业创造的利润。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国有企业上缴的税费和利润占有绝对的比重，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些国有企业仍功不可没。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贯穿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经济结构“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从增长方式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仅有几十年的时间，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才走完的道路。四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西方公共财政学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而这会造成市场失灵，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的领域应主要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政府经济活动不仅分布在竞争性和盈利性领域，还分布在市场失灵领域，这不仅是一大特色，更是一大创造。因此，要以重大问题研究推动经济学创新（郑宏亮，2015［6］）。

（五）促进国内高校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中国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项目，有力提升了高校科研水平和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是加快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可以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社会贡献力和国际竞争力。各高校应以此为契机，把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给予资助，并注重构建多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学科体系，学科交叉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构建多学科相互交叉的学科体系，促进学校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和各学科的迅速发展，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新闻链接请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