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从民主到合作的转型

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 )，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治理一定是民主的吗？答案未必是肯定的。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说民主的社会治理是适应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需要探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方案。这首先是一个思想重构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在思想上不再做民主话语霸权的顺民，才有可能获得寻求社会治理民主替代方案的勇气。其实，即便是在工业社会中，民主的社会治理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面对民主的缺陷，长期以来，人们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完善民主的追求之中。现在，当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开始了社会转型的运动，也就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必须实现相应的转型。用合作代替民主，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关 键 词：社会治理/民主/合作/全球化、后工业化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2XNL003)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中思考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时，阿明指出，“无论大学里的教授会做出怎样的设想，历史都不是无一例外地由‘纯经济学’法则所主宰。相反，历史是对那些法则所预示的趋势作出某种社会反映的产物，而这些社会反映反过来规定了经济法则在其中发生作用的具体社会关系。如同资本积累的‘纯’逻辑一样，‘反体系’的力量——换句话说，对完全屈从于预定法则的苛求所做的有组织的、一贯有效的拒绝——同样塑造了真实的历史。‘反体系’的力量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可能性及其形式，而资本扩张就发生在他们自身所要求的有组织的社会框架之内”[1]。如果说在社会的运行中区分出政治、经济、管理等方面，那么，单纯对任何一个方面的关注都是成问题的，或者说会导致各种问题。我们说经济是基础，并不意味着存在着自动运行的经济。任何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都包含着政治的、管理的等多种因素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法则都需要转换成为政治上的安排，或者说，只有进入管理的过程，才会成为积极的因素。否则，就是破坏性的力量，而且，转化成为政治安排以及进入管理过程中的经济法则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能被允许停留在某个固定的状态，而是需要得到随时调整和改变的。

近代以来的社会在对经济法则作出政治安排和在管理过程中对之加以应用方面并无可指责之处，问题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使之结构化、体系化了。尽管这一问题在几乎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并未充分暴露出来，或者说，并未被人们充分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一问题却日益凸显出来，从而激起了“反体系”力量的增长。应该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对体系化规则构成挑战的一切推动历史进步的行动都包含着“反体系”的力量，而且，这些“反体系”的力量应当被视作合理性的因素，是不应为了维护既有的规则乃至社会治理模式而予以压抑的。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是重合的，或者说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称呼，资本的运行以及扩张就是在工业社会的体系中发生和进行的，是通过工业社会的组织而付诸行动的。“‘反体系’的力量并不根源于资本的运行和扩张，而是来源于资本运行和扩张之外的。可以认为，资本更愿意维护既有的体系，并希望在既有的体系中增殖，而那些直接根源于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等)因素才有可能成为‘反体系’力量的载体。所以，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并不等同于市场的扩张”[2]。

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会要求打破原有的主流话语。因为，在既有的主流话语中，总是“认为市场的扩张必然引起社会的进步和民主”[3]。实际上，市场的扩张只能引起更大的两极分化，进而阻碍全球化、后工业化力量的积聚。就全球化是与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同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而言，绝不是通过资本去开拓道路的，反而恰恰是对资本的否定。“反体系”的力量也应当是反对资本扩张的力量。具体地说，这种力量是来源于政治模式的变革。我们认为，从民主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过渡将会释放出巨大的“反体系”力量，将会突破既有的各种各样的障碍而为我们开拓出一条走向未来的道路。一旦这一过渡完成了，人们就不会计较于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渡期中，过多地囿于民主还是集权的争论本身就是非常有害的。

二、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思想重构

哈贝马斯指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形态一旦被认可了其独特性和命名，就已经偏离了其原旨，也就注定要走向消亡”[4]。不仅是每个时代风行一时的各种主义，而且整个现代思想也都是这样。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所看到的是，启蒙时期的伟大创意在其后的反复阐释中受到了严重歪曲。反映在社会建构上，特别是在运用于社会治理方案的设计时，显得越来越怪异，以至于时常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遭遇被否定的尴尬。昂格尔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他认为，“思想一再利用自己的自由作为工具而将其自身束缚在锁链之中。但是，在心打破其锁链的任何时候，它所赢得的自由都比那失去的要更巨大，并且胜利的荣光要胜过它早前支配时所遭受的悲惨。即便它的失败也加强了它。因此，在思想的历史中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好像意图提醒我们：尽管死亡是永恒的，但它始终总是单一的；而同时，尽管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但它却总是某种后胜于前的东西”[5]。

思想史就是一部不断突破思想枷锁的历史，每一个新思想的生成，都在打破既有的思想枷锁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然而，当这种努力取得胜利的时候，也就同时在胜利的喜悦中变成了新的思想枷锁，而且是更精致更坚定的思想枷锁。当然，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会发现，更多的人习惯于佩戴着思想枷锁，如果没有这种枷锁，他们反而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会感到不适。毕竟历史进步的要求总会凝聚到一些人身上，让他们挺身而出、不畏艰难地去打破既有的思想枷锁，为已经死去的思想开出死亡证明书。同时，又在同样的地方创造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在一开始总是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但也会衰老和死亡。一旦成为死了的东西，也同样成为继起一代的思想枷锁。不过，思想的死亡却可能以知识的形式再现，而这些知识是宝贵的，可以为人们打破既有的思想枷锁提供路径，让人避开障碍。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认识到了思想发展的这一辩证法，也就可以给予我们昂首踏步走向未来的信心，会激发出我们自觉地通过打破既有的思想枷锁去开拓走向未来之道路的热情，进而，在思想所获得的新的自由中去构想通向未来的社会建构方案。现在，当我们行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一个现代思想已经彻底征服了人心的社会，既存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完全禁锢了人的思维，让人们依偎在现代思想的怀抱中渴望和寻求安慰。在既有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中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和无关紧要的分歧时，人们甚至会围绕着将什么因素确立为“普世价值”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却无视风险和危机事件正在彻底地打破既存的一切，正在迫切地要求我们提出新的思想、建构新的理论和进行新的社会安排。其实，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作出了宣示，那就是既有的制度、集体行动模式以及认识世界的方式都不再适用，面向未来的行程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起点出发，面向未来的社会建构需要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中去发现路径和寻找方案。其中，政治是首当其冲的，它必须接受否定和重建。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不是永恒的，甚至在人类真正的“文明史”开始的时候，政治就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政治都是无法被取缔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人们开展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和可靠保障。这是因为，人类已经没有理由让历史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去再走在自然演进的轨道上。只要人希望干预历史演进过程，就会选择政治去干预历史，而且，这应当被视作一个很好的手段。可是，当政治出面干预历史进程的时候，它自身则首先需要得到改变。应当说，政治自身的改变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政治生活以及全部政治活动都需要适应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要求。显然，政治与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一样，都有着历史传承，都根源于历史和从历史中继承了许许多多东西。但是，已经程式化的既有政治模式和运行方式都会像昂格尔所描述的思想史一样，成为一种枷锁，拒绝变革的要求。可以确定无疑地指出，既有的政治模式和运行方式都是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面对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强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政治必须正视变革的客观必然性。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能否找到走出风险社会的出路，能否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找到生存和发展的路径，都首先需要从政治变革起步。

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缺少的是对后工业社会进行系统和全面构想的理论。可以相信，在建构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哪些东西可以成为基本的和普适性的工具。所以，我们在今天所应承担起来的第一项使命就是理论建构活动。如果我们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建构活动取得了积极进展，那么，就如昂格尔所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听了有力而伟大的理论所宣示的秘语之后会再向绝望投降，他也绝不会再怀疑，这种思想的声音总有一天能够唤醒那些顽石自身。”[6]生命是顽强的，对生的追求是强烈的，面对风险社会，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条件下，人类绵延不息的愿望会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从而把后工业社会理论建构活动推向前进。虽然这种理论建构不会一蹴而就，但我们在已经作出的创见中能够体验到走出当前困境的力量，并获得信心。虽然思想和理论是社会现实的再现，但真理性原则必须在这种再现中得到遵从。也许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建构给予思想和理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却绝不意味着可以滥用想象，更不用说再现历史时可以任意描绘。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文献中，用现代意识去描绘历史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谈到民主的问题时，总是极力把古希腊说成民主的典范；谈到法治时，也把古罗马描绘成样板……这都是不实的。虽然对历史的改写出于证明现实的永恒性之需要，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淡化了人类进步中所取得的新成就，特别是封闭了走向未来的通道，从思维深处抑制了人们面向未来的探索。

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应指向实践，应当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而开展的活动，它不应追求所谓学术效应，更不应满足于得到了多大范围的承认和认同，而是应当通过所经营的社会影响作用于实践。所以，我们反对任何为了学术名义去开展著述的活动，更反对任何为了标新立异而去进行理论建构的做法。对理论的迷恋，必须融入情系人类命运的胸怀中，必须把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种的延续作为第一志业。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几乎所有的思想阐发和理论证明都默认了背景的稳定性。我们看到，规范性的研究往往会涉及背景或首先进行背景陈述，往往是把特定背景作为稳定的、明确的定在而加以接受的，总是认为对象是可以加以静态描述的。实证研究虽然很少涉及背景的话题，但是把背景作为一个潜伏着的研究前提对待了，其研究所默认的背景是理想形态。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对背景的处理显然不行了。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决定了不仅不可能设定背景具有任何理想形态，而且也决定了所有研究都必须首先考虑背景因素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如果不考虑背景因素的具体性和特殊性，那么，一切研究都无法形成有利于行动的科学认识。

可见，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条件，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都需要充分考虑背景因素。但是，既有范式中的科学研究是把背景因素看作不变的，往往是把背景因素设定为理想状态，而考虑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的科学研究则要求把背景因素看作是具体的和变动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整个人类的整体性生存压力陡增，从而要求我们把人的共生共在作为最为重要的主题突出出来。这样一来，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围绕着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去实现自身的建构，需要寻找能够把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转化为社会安排的可行方案。

就现实而言，我们认为，政治及其社会治理的方案之所以会陷入近代以来的持续争论之中，之所以人们面对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还纠结于民主与否的问题，是因为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让人们接受了它。或者说，是因为处在民主的话语霸权语境之中，而使人们对民主不再发生怀疑。正如弗雷泽所说，“时至今日，虽然每个人都宣称支持民主，但‘民主’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见仁见智的语汇”[7]。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民主从来都不是一条时时或处处令人满意的社会治理途径，即便是在人人都谈论民主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也都是从自己的观念和利益出发的，希望民主对自我有利。弗雷泽在解析这一现象时说，存在着“民主参与的两种不同障碍。一种障碍是社会不平等；另一种障碍是对差异的错误承认”[8]。因为，在民主的路径中生成的制度，预先设定好了所应承认的差异，如果社会的发展使差异超出了制度能够包容的范畴，那就是一些不予承认的差异，也就是出现了弗雷泽所说的“对差异的错误承认”的问题。这一点恰恰是在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显现出来的问题，也正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弗雷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就弗雷泽而言，她显然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更不用说找到具体的方案了。

虽然弗雷泽努力在建设性的意义上去发挥她的想象力，但她提供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改造性再分配”的方案，而这一方案依然是建立在对原有制度不加怀疑的前提下的，是被作为“肯定性再分配”的一种矫正措施而提出来的。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去实施对分配对象的控制？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把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而加以控制？这都不再可能。如果我们无法营建一个封闭系统的话，又如何进行分配？可见，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对民主的路径依赖中所形成的任何一个改进民主的方案，都会受到现实的质疑。

三、在民主政治的缺陷中构想合作

哈贝马斯认为，“政治不能被简化为关于共有生活方式或集体认同的自明性的解释过程。政治问题也不能简化为某种伦理问题——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问自己是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9]。毫无疑问，政治过程要复杂得多，影响政治的因素也是非常多样的，在某种意义上，对政治的形而上学探究是没有意义的。尽管这样做在很多情况下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满意的解释，而对于实践安排以及行动而言，则鲜有价值。哈贝马斯在否定的意义上指出的这一认识政治的原则是深刻的，对于人们理解政治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不过，在哈贝马斯这里，上述否定性的论断还只是一种为了引出其话语理论而作出的铺陈。哈贝马斯认为，“话语理论的理解却认为，民主性的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合法性力量不是来自既定的伦理共识，而是既来自交往性预设——它使得更有质量的辩论出现于不同形式的协商之中，又来自能够保障公平的辩论过程的程序”[10]。其实，更为根本的是行动而不是辩论，如果民主停留在辩论和协商的形式中，依然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民主应存在于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之中。这样一来，民主就应当是人们开展共同行动的基础，而且这种行动是以合作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言，合作既是民主实现了的形态，也是对以往任何一种民主构想的超越。

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往往被认为是民主政治，或者说，在人们已经达成的共识之中，民主政治被认为是具有高度优越性的政治形式。与民主政治相对应的集权政治则时时处处受到鞭挞，即使一些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是集权政治，也会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所执行的是民主政治方案，甚至要极力证明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民主政治更加民主。在一些被公认为民主政治的国家或地区中，每当感受到了政治中的某些弊端时，都会在民主的思路中去寻求改进方案，表现出了对民主的路径依赖。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民主”一词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人们围绕着民主而作出了巨大努力，也探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进方案。

历史地看，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就产生了诸如“人民民主”“议会民主”“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精英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多种形式，而且，就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民主形式来看，都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得到了实施，而且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有过优异的表现。但是，所有这些民主方案又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并在社会实践中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消极效应。也正是由于已经出现的所有民主方案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至于人们一直在努力不懈地去探索优化民主的路径，从而促进了民主的进化。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似乎显示出了民主进化的终结。或者说，近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民主都是建立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默认了与民主相关的一切都是相对稳定的和可控的，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则打破了民主得以存在的全部前提。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去探索民主的替代方案。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整个工业社会中，在全球的每一个地方，民主的理想都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人们用民主的理想去审视现实时，都会表达不满和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从而促使学者们去开展更多的讨论，促使思想家们去构想新的改进方案，进而，促使政治家们去做出新的安排，甚至在一些民主理论家那里也提出过否定民主的意见。比如，我们看到，佩特曼就曾指出，“在权威结构的没有民主化的条件下，不仅部分参与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上是可能的，而且在一个完全非民主的权威结构中，较低层次上的充分参与也是可能的”[11]。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权威结构恰恰需要这种参与来为它提供补充。特别是在参与被等同于民主的条件下，权威的持有者还会有意识地营造参与，以便将权威结构披上民主的伪装。不过，在任何一种权威结构中，都不可能存在主动的参与，即使说有参与的话，要么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了侵害而发出抱怨或倾诉，要么是被动员的甚至是被胁迫的。总之，不是出于责任心、使命感的参与。

一切权威结构都倾向于训练人们的服从，而且都会在权威的运行中形成一种服从文化。这样一来，在服从得到进一步诠释的时候，就会以依附的形式出现。而在服从的另一极，则是类似于青春期中的叛逆活动。至于参与，只能是一个时髦的词语。但是，我们对权威结构的这种实质性分析并不意味着对其表现上的多样化表示怀疑，佩特曼所说的情况在现实中也是经常出现的。不过，权威结构中的这些参与行为不应理解为管理或治理的合理性追求，它往往是出于合法性需要，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欺骗的性质的。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既然存在着权威结构利用民主去营造合法性的现象，就说明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工具，可以为信仰民主的人所用，也可以为反对民主的人所利用。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无论怎样利用民主，都不至于造成人类无法承受的后果。然而，当人类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当民主因为它的这种工具性质而被加以利用的时候，就可能导致人类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其实，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由于得到了语境的支持而不再是被动的应答，语境在共同行动中发挥着协调和整合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使制度以及权力的介入都显得不是那么必要，或者说，并不总是求助于制度和权力。即使在需要制度或权力介入的时候和地方，也是从属于语境的，是对语境的协调和整合作用的补充。至于语境是民主的还是集权的，或者说，对语境作出民主的或集权的解读，都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语境对于合作行动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应当承认，在近代早期，从君主转变为民主不仅是人类政治的文明化，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伟大进步。但是，政治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发展能够就此止步吗？既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给我们呈现出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那么，在这一条件下，我们能够满足于以谁为主的争论吗？在我们看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将宣布一切社会本体论的终结，从而将我们的视线投注到人的共同行动上来，即通过共同行动去把人的共生共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这是一项对既有主题加以超越的行动，甚至是对18世纪思想和理论的扬弃活动。18世纪的伟大思想带来了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但我们没有必要躺在那些伟大思想家的怀抱中。在面向未来的征程中，需要作出独自探索前进道路的准备，尤其是要告别“哺乳期”的状态。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这个时期在现代思想中没有得到客观的科学反映，虽然出现过一些朦胧的猜测，但与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新迹象相去甚远，几乎没有参考的价值。我们的任务是需要直接地从新的现实出发去规划前行的道路，而不是围绕一个正在失去现实意义的主题争论不休。如果围绕着那些已经被伟大思想家们作出了充分阐释的主题去进行持续争论的话，那只能说是一些假装成人的哺乳期儿童的行为。

即便就工业社会中的民主实践来看，也有着充分理由去提出终结民主政治形态的要求，因为，工业社会的民主实践往往是以反民主的方式去为民主提供保障的。正如达尔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主张对主流民主规范进行大规模变革的人，都有可能被职业政治家们甚至是与政治阶层具有平等地位的人们看作是一个局外人，甚至还有可能被看作是一个根本没必要就其观点进行认真讨论的怪异之人，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的运气了，因为如果他不能吸引政治阶层的关注，要在大众传媒上赢得空间就是困难的；如果不能在大众传媒上赢得空间，他就很难争取到大量的追随者；而如果不能争取到人数众多的追随者，他也就很难吸引政治阶层的注意力”[12]。达尔还没有看到一种更为可悲的局面，那就是，由于民主话语已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在那些集权政治系统中，实践上的反民主和口头上的声言民主构成了一幅怪异的漫画。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反民主是可行而不可说的，而民主则是允许说而不允许行的。在政治家摆出开明姿态时，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向民主话语的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胸襟。如果遇到了既不为集权辩护又要求开展民主化变革的方案，无论对现实有着什么样的益处和可行性，都会毫不犹豫地对之加以排斥。所以，重大的社会变革构想往往是在历史进程中让社会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之后才有可能被人们所理解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变革的追求基本上是在既存的两个阵营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主张一种合作的政治而不是民主的政治，从根本上说，是鉴于代议制原则在实践中总会与其理想相冲突。即使达尔所提出的多元主义民主，也因为依然遵从代议制原则而在实践中受到了政治家们的戏弄。达尔其实也注意到这一问题：“政治阶层各个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和异质性几乎保证了任何一个有不满情绪的群体都会在政治阶层中找到代言人，但是拥有代言人并不能确保这个群体的问题可以借助政治行动得以解决。政治家们也许不明白如何能通过采取支持某项议题的立场来获益；由政府采取的行动似乎看上去完全不合时宜；用来处理不满情绪的政策可能会受到阻挠；解决方案的设计或许并不恰当；实际上，政治家们也许正好发现，使紧张关系和不满情绪继续保持下去并使注意力偏离到不相关的‘解决方案’或替代性议题，以维系一个不稳固的同盟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图的。”[13]达尔显然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因为，他摆脱不了民主思维定式的纠缠，他所能想到的，也只是对民主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即倡导一种多元主义民主，而不敢想象终结民主。

虽然代议制的方案提出的要早一些，但授予选举产生的官员以控制政府最终决定权的制度安排则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着手进行的。根据达尔等人的考证，“这一关键制度，是某些最持久也是最坚定的民主国家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一个创造。例如，在法国，这一制度直到1871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时才得以确立。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相和内阁依赖议会多数投票权而非由君主任命的制度出现得甚至还要晚一些：挪威在1884年，丹麦在1915年，瑞典在1918年”[14]。所以，关于现代政府角色的认识是必须加入时间向量的；否则，就不能够把现代政府与古代“政府”区分开来，就不知道政府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中的真实地位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不知道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和如何在时间维度中发生变化的。

民主是建立在“原子化”个人权利的设定的基础上的，个体的人的状况影响或决定了民主的状况。然而，达尔的研究发现，“一个人通过其他人而不是大众传媒获取信息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个人经验有关。在某些议题领域，许多公民拥有直接的经验；那里发生的事情正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作用在他们身上。在其他领域，只有少数公民拥有直接的经验；其他人的经验充其量只是通过模仿或间接体验获得的。公民的直接经验越多，似乎也就越有可能依赖与其他人的交谈作为消息来源；他们的经验越是间接的或非直接的，也就越有可能依赖大众传媒”[15]。当人们依据间接经验去开展民主活动时，会把民主型塑成什么样子呢？反过来看，人们因为民主的需要而去获取信息，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他人的经验，从而在民主生活中失去了自主性。显而易见，民主是建立在人的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的，如果人们依据民主的原则和精神参与政治活动，却在政治活动中依赖媒体以及其他路径去获得参与政治生活必备的信息等资源的话，那么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证明民主不具有反民主的性质呢？

我们已经指出，工业社会已经形成了关于民主的共识，这种共识已经具有了话语霸权的地位，而且，民主本身也主要是一种为了谋求共识的政治活动，或者说，是为了谋求共识而作出的政治安排。但是，在20世纪，关于民主能否提供共识的问题又一次引发了人们的讨论。罗尔斯看到，在差异迅速扩大的20世纪去通过民主的途径谋求共识变得困难起来，因而，他退了一步，要求去获得“重叠共识”。为了获得“重叠共识”，罗尔斯要求“从政治议事日程中除掉那些分歧最大、不确定性最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会破坏社会合作的基础”[16]。这实际上是政治家们常常使用的技巧，但是，当从政治议事日程中删除掉了这些问题时，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说政治家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理论探讨是不能满足于此的。因为，理论研究的目标是要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只要进入理论的视域，都应探索合理的解决途径，而不是加以回避。

更为重要的是，在罗尔斯的这一方案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所持的仍然是传统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假设研究对象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当然，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研究是可以假定一个理想状态的，即假定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静态分析，所形成的研究结论也可以作为实践的指导理论。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样做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它使科学研究变得没有意义，而且也是不科学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切研究都不应假设研究对象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需要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变动性。这样一来，不仅在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中无法形成共识，而且退而转求“重叠共识”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切共识都只存在于具体的行动过程中，而不会出现用来支持工业社会民主制度的普遍性共识，哪怕是极小的一个重叠部分，也是无法获得的。

不过，如果民主是一种文化精神，情况就不同了。当民主被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对待时，就会发现，在任何一项集体活动中，特别是在任何一项需要集体决策的行动中，都可以通过人的行为而将其体现出来。所以，近代以来的政治学理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不在于作出了民主制度的设计，而是建构起了民主文化。我们相信，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主文化将会得到全面的继承，但是，与民主相关的社会设置则会被抛弃。我们所说的合作政治对民主政治的超越，也正是反映在这一方面。对于合作的政治而言，是对民主文化的另一种诠释，将通过这种诠释而宣布工业社会的全部形式民主都失去了历史价值，转而用人们的合作行动取代之。

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前提而作出的设计，因为，社会只有被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部分来看待时，存在于社会中的公众(民)才能够获得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才能够通过表达去影响政治生活。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是通过政府去实施的，在政府的社会治理中则先后出现了自由主义的模式和凯恩斯主义的模式。我们看到，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开拓出了社会多元化的局面，在这一条件下，人们依然囿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分立的视角看问题，去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对它们进行改良，或者提出某种声称是折中的方案，就必然会禁锢人的思维和束缚人的行动。其实，在多元化的条件下，除了合作，别无选择，不仅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对真正的合作构成了阻碍，而且，无论是从社会和市场出发还是从国家和政府起步，都会压抑合作，即使在合作的名义下开展行动，也会扭曲合作，使合作退化为协作或者互助。

四、实现合作对民主的超越和替代

在工业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人们之所以愿意参与一项决策活动，是因为从这项活动中明显地可以预测到其结果会对自己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当然，这项未来的或即将发生的影响尚不可准确地确定，但在人们的预测中，这项决策活动的结果对自己的影响愈大、愈直接，其就有着愈加强烈的参与愿望。相反，如果其预测到该项决策活动的结果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就不会产生参与的愿望。即使其基于某种理想或信念而选择了参与，对该项决策活动的结果也不会表达强烈的诉求。所以，民主制度下的参与热情总是表现在政治生活微观领域中的具体问题上，或者表现在对日常生活发生直接影响的问题上。对于那些关涉国计民生的基础性问题，对于那些关系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决策，人们乐意于议论，却不愿意付诸参与行动。事实上，真正对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恰恰是那些人们不愿意参与的决策。所以，参与之于民主，并不像参与民主理论的布道者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发现，参与民主理论的鼓吹者最喜欢提到的是卢梭，他们实际上是把卢梭奉为这一理论的宗师的。的确，在启蒙思想家中，卢梭对参与的问题作过较为明确的论述，这无疑是与他的“小国寡民”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卢梭认为，实行民主的国家在规模上应越小越好。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和合乎逻辑的，在一个规模较小的国家中，普遍的参与的确有着诸多便利。可是，合乎卢梭理想的国家少之又少，即使法国也难以达到卢梭的标准。因而，在参与的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具有卢梭所要求的条件。在卢梭所开出的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建构民主政治，就必然要引入控制的因素。所以，在民主政治的背后总是包含着强制性，而且，民主政治的强制性在微观的行动体系中表现得更为典型。我们知道，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也随着竞争的激烈化，到了20世纪，作为社会微观系统的组织得到了认识和自觉建构。在组织建构中，通过市场经济而得以确立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之中原先所包含着的分工—协作内涵被揭露出来，并转化为组织建构的原则，即打造出严密的分工—协作系统。

这样一来，我们也看到，由于协作活动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工作场所中的，处于一种严密的协作体系中，受到严格的控制，从而使协作者(人)感到不自由。然而，一种更加初级的合作形式——互助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主要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在熟人之间因为某事而互助，从而让人感受到力量，并从这种合作中获得情感上的收获。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以互助形式出现的合作中，人们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外在于人的强制，也不受到控制系统的约束，因而，也就能够使人领悟到一种自由的集体行动所带来的让人难以名状的欢娱。当然，如果以此而否定民主的话，那显然是不充分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难见到有人对民主的社会治理提出质疑，以至于民主的话语一步步地走向了霸权地位。现在，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即关注在这一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产生的或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事件，应去思考，面对这类危机事件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看到，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危机管理的意识和观念得以形成，但是，就危机管理的行动来看，基本上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框架下就危机事件而思考危机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去谋求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相反，却存在着把危机管理纳入既有模式的政治考量之中的问题，即利用危机管理而去谋求政治合法性。这个时候，危机事件往往成了某种可以利用的机会。我们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是不应持有一种病态心理去期待危机的到来然后再去进行管理危机的，而是需要努力去消除一切可能导致危机的因素。尽管时刻准备着开展危机管理的行动者可以等待危机的到来并进行危机管理，也能够于此之中而宣示自己的能力并赢得喝彩之声，从而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和更多的利益，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在危机管理中所消耗的资源将是巨大的。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社会治理者是不应为了仅仅获得合法性和自身利益而玩弄权术的，不应期待通过危机管理而去谋求公众的合法性认同。

显然，我们需要危机管理，但危机管理应该从属于应对和解决危机的要求，特别是应主动地发现那些有可能导致危机的因素并加以解决。虽然这样做并不能够在增强一时的合法性方面有所收益，却是社会治理主体的一项道义责任。关于这一点，在民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是无法找到生长点的。也许人们会在管理主义的思维路线中去为既有的危机管理定位，但是，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则是管理主义与民主话语间的共生。表面看来，管理主义是反民主的，实际上，它们是一致的，如果说管理主义有着反民主倾向的话，那也是根源于民主自身的反民主。在民主的社会中，需要通过管理去支持民主和实现民主，而民主则是管理主义赖以生成的土壤。就此而言，营建合法性的危机管理也是在民主社会的背景下出现的，而且，危机管理也是由相应的主体执行的，他们在危机管理中必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秩序问题。如果说工业社会成功地用一种创制秩序取代了农业社会的自然秩序，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创制秩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所谓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都意味着秩序的瓦解或局部性的瓦解。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不管规范秩序是把自己固定成为制度，还是保持为漂移不定的语境，它们永远都是人际关系的秩序。尽管群体之间多少已经实现社会整合，并且保持协同一致，但它们之间的互动网络只能是由交往行为主体的协调行动构成的”[17]。当规范秩序将自己固定为制度的话，社会追求稳定性，并会进入不断加以强化的路径依赖中。当然，在固定为制度时肯定会强化秩序的可建构性，可以将秩序的获得转化为系统化的操作方案，也能够最大限度地达致经济原则，助益于社会治理，使社会治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有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一旦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规范秩序将自己固定为制度的可能性只存在于极少的行动部门和事项方面，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更多的是以语境的形式出现的。

哈贝马斯出于传统的寻求稳定性的观念，将语境说成是“漂移不定的”，实际上，这恰恰是语境的灵活性。我们相信，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秩序将会更多地以语境的形式出现，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以制度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后工业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从思想史来看，思想家们也一直在追寻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是一种能够促成以下两个方面更好地协调一致的秩序：一是所有个体的个人需求和偏好；二是那些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如众人携手合作、社会整体的维持和功能”[18]。但是，人类至今尚未获得这种秩序，即便是已有的秩序，也正在面临着挑战。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已有的秩序难以延续下来，或者说，使一切对某种静态的和谐秩序的追求都变得不再可能。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只能在动态的过程中去获得秩序，而且，应当是一种动态的非平衡秩序。因此，我们的视线被引上对人类合作秩序的追求上。正如昂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意识与社会秩序的各种类型，不能被消解成它们的构成性要素而不丧失其关键性理解。当为一种社会生活形式所表现的总体被看作历史时，人们可以看到，那些整体最初从其中得以发展出来的要素，随着整体的出现而改变了”[19]。所以，在关于社会秩序的认识中，静态的分析方法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说一个系统可以归结为其构成要素及其结构的话，那么，秩序并不包含于其要素之中，甚至无法作出静态的把握。秩序存在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即便是在工业社会，也需要对秩序进行动态的把握，更不用说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秩序了。

合作是理性的，更是知性的，如果像罗尔斯那样，去在“无知之幕”中构想合作，那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引发出一些感性的、偶然的、不可持续的一次性合作。虽然人类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知”与“无知”两种面相，但是，合作是人类文明的体现，知也是在历史进步中所实现的一种精神建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面，应当是建立在“知”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合作社会条件下的合作，是对人类以往一切共同行动的形式化所实现的超越，是建立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必须建立在“知”的基础上。无知是人类的野蛮状态，为了社会建构而设想一个“无知之幕”也绝不是对一种文明状态的追寻。尽管“无知之幕”中存在着一种绝对性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恰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要抛弃的。事实上，人类社会早已在发展中抛弃了这类绝对平等。因为，绝对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平，也不能推导出社会公平，更不会为社会公平提供支持，反而，恰恰是社会不公平的根源之一。

可以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是出于一种寻求改善民主的追求。因为，民主是建立在人的权利的基础上的，权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平等，而民主却没有带来平等，更没有带来正义。所以，罗尔斯在对正义的思索中指向了社会的基础性结构，也就是指向了民主制度。但是，罗尔斯为了社会公平而设定了“无知之幕”并将其与正义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这虽然在其理论证明中包含着无懈可击的逻辑，而在我们将其与现实的比照中，则可以看到，其是一种与现实并不相关的理论游戏。人类社会的确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中都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中，这种不平等并不会因为我们接受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后就得到消除。相反，如匿名评审之类的游戏，也需要得到专家所拥有的知识的支持，有的时候，在匿名评审中所营建起的“无知之幕”恰恰带来了不公平的结果。因为专家的意见太过独断性，在专家的知识不足以支持他的评审工作时又下了一个武断的结论，只能造成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这说明，即使在“无知之幕”中，也需要得到知的支持，而“无知之幕”中的无知与有知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而且恰恰是无知造成了不公平。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是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只有承认这个事实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才是正确的选择。就此而言，知而后行方为正途。旨在提供社会公平的一切行动都是自觉地将知识应用于实现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过程。在我们对合作行动而不是民主的思考中，罗尔斯的这个“无知之幕”不仅没有必要，反而恰恰是要祛除的。

在人类的一切集体行动中都包含着社会心理的因素，而社会心理则经历过一个从认同到承认再到默会的历史过程。在农业社会，社会心理主要是以认同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认同是共同体间的关系，也是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表现为共同体间的认同和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认同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会以部分或完全放弃自我为代价。到了工业社会，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认同转化为承认，如果说还存在着认同心理的话，那么，也主要是个体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是个体对他人作出承认的前提。有了自我认同，才会产生对他人的承认。扩大而言，工业社会的承认关系也存在于共同体之间，具体地说，是组织间、利益集团间、党派间的承认关系。通过承认而实现共处和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到了后工业社会，承认关系将再一次得到超越，正如承认关系曾经超越了认同关系一样。在文化的意义上，后工业社会的人们经历了工业社会理性的熏陶以及所获得的理性积淀，在社会心理上走向更加成熟的境界，能够实现主体间的默会。这种默会是以理性直觉的形式出现的，却又包含着理性判断的全部内容。比如，在人们的行动有可能带来的利益得失的问题上，人们并不需要进行计量的分析就能够得到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得失权衡，从而达到一种默会的境界。而在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合作行动上，相互间都可以在默会的基础上开展行动。我们认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具有随机选择和灵活反应的特征，不可能按照民主程序等方面的要求去做。对于行动者来说，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虽然是开展行动的必要前提，但是，合作行动过程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实现高度协调，达到默会的境界。所以，一方面，合作行动需要得到知识、技术、能力等的支持，不应是无知的，或者说，不是在“无知之幕”中进行的；另一方面，合作行动者之间又要实现默契，而且，这种默契显然与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达成的共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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